喊了多年的校企合作，一直都是學校熱、企業冷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國家尚未制定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規，省、市也普遍沒有制定相應制度，缺乏有效的引導支持政策。

當前在社會認識上，還存在普通教育高于或者優于職業教育的現象，這樣的社會現實下，職業教育不管怎樣發展，都難以給每個學生公平的機會，反而可能會讓部分學生產生“失敗”、“被拋棄”的感覺。

加大教育投入，不是由教育部門說了算的事；職業院校希望有更多的辦學自主權，比如，人事招聘、師資評聘、教師工資獎金設計等，這也不是由教育部門說了算的。

這一次，傳統文化中讓人有些難以啟齒的“馬桶蓋”登堂入室，成為全國兩會這個最高級別的議事廳里的熱門話題。春節期間，國人去日本搶購馬桶蓋的消息成為社會關注熱點——先進智能的馬桶蓋得到赴日旅游的中國游客青睞，因此引發對“中國制造”的反思。

“‘全球制造大國’要向‘全球智造強國’轉變”，全國人大代表、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說，推動依靠創新形成獨特的智造技術和制造業升級路徑，呼喚適應產業發展需要的智能制造人才。產業的升級肯定需要人才的升級。與經濟轉型相伴隨的深刻產業變革，正在積蓄新的增長動力，開拓新的市場前景和職業需求，為產教融合開辟新的空間。

“‘馬桶蓋’暴露出來的問題，給職業教育提出挑戰，更帶來了機遇”，干了30多年職教，全國人大代表、周口科技職業學院院長李海燕一說起職業教育就來勁兒。

今年全國兩會，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提出：“全面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。”

全國政協委員、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王康表示，形勢令人鼓舞，但是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做好頂層設計。“如果頂層設計不做好，在微觀層面永遠沒辦法實施。你折騰得再厲害，也還是教育部在唱獨角戲，只會剃頭挑子一頭熱”。

校企合作呼喚政府平臺

校企合作一直是職業院校的“愛與痛”。

“我國職業教育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，是企業參與不夠深入。”李海燕代表說，喊了多年的校企合作，一直都是學校熱、企業冷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國家尚未制定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規，省、市也普遍沒有制定相應制度，缺乏有效的引導支持政策，已有政策力度小、操作難，“企業走的是市場化道路，缺乏主動性、積極性，光靠呼吁是沒用的”。

她就此舉例，國有企業在繳納教育附加費的同時，其所辦職業院校既得不到生均經費、教師工資等財政撥款，也不能按照民辦學校標準收取學費，企業辦學成本壓力很大。再如，實習生報酬稅前扣除政策優惠幅度不大、適用條件過嚴、落實不到位，且未覆蓋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發生的各類投入，對企業缺乏吸引力。

李海燕代表建議，國務院應盡快出臺《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辦法》，明確政府、行業、學校、企業、學生等各方責權利，完善相關財政、稅收、金融政策，為校企合作搭建平臺提供制度保障；支持一批教育型企業建設公共實訓基地、開展學徒制培養、校企共建技術工藝和產品開發中心，在企業辦學、校企合作方面發揮引領示范作用。

在她看來，德國職業教育的經驗值得借鑒。

在德國，企業發揮主導作用，學生先同企業簽訂學徒合同，再到相應的學校報到學習，既學到技術又有學識積淀，工作也解決了；企業既有了人才儲備隊伍，又有學校協助培訓，一舉多得。

一個最新的利好消息是，3月10日，教育部職成司司長葛道凱就職業教育公平、改革、質量有關問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時表示，“國務院提出，要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。我們正在研究制定促進校企合作有關激勵政策，健全政府補貼、購買服務、基金獎勵、捐資激勵等制度，鼓勵行業企業通過獨資、合資、合作等形式舉辦或參與舉辦職教。”

人才結構性失衡隱憂

長期以來，“職教歧視”、“定位不清”的問題，更是需要多方攜手推動。

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，近年來，普通高校大學生“史上最難畢業季”年復一年，而企業急需的實用型人才高薪難尋。

有媒體數據顯示，目前，我國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萬人到3300萬人之間，高級技工僅占工人總數的5%左右，與發達國家高級技工40%的比例相差甚遠，“國家面臨人才結構性失衡”。

李海燕代表說，當前在社會認識上，還存在普通教育高于或者優于職業教育的現象，這樣的社會現實下，職業教育不管怎樣發展，都難以給每個學生公平的機會，反而可能會讓部分學生產生“失敗”、“被拋棄”的感覺，應該消除教育的身份和等級，讓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成為所有受教育者平等的選擇。

10年前，教育部組織的一次到德國的考察經歷讓李海燕至今難忘。

二戰后，雙元制職業教育成為德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，在德國，李海燕驚奇地發現，80%的學生選擇的是去接受職業教育，“國內公務員考試打破頭，在德國，技工的工資是公務員的好幾倍”。

一個細節引人深思：在德國，從事品牌家具設計的女性不少，到學校考察時，她才發現，小學五年級的課堂上，小女孩自己拆拼家具，自己感興趣的就會繼續做，“在升學時，會根據自己的興趣、能力，選擇普通教育或職業教育才是健康的教育生態”。

讓全國人大代表、浙江省湖州市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沈琪芳感到欣喜的是，變化正在悄然發生，而高層的關注和導向也越來越明確。

她注意到，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“加快構建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”，而此次兩會上這一提法已經強化為“全面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”，“在去年的基礎上是一個提升”。

“教育不能只盯著就業，否則是非常功利和狹隘的”，沈琪芳代表認為，職業教育和經濟緊密相連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核心是要符合現代技術的發展、符合現代產業的轉型升級、符合現代社會服務的變化需求，今年的提法實則回歸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本位。

“這是一種科學的提法，讓職教人更加明確我們的改革方向和人才培養方向。”她說。

政府之手如何舞動

“職業教育是一種跨界的教育”，沈琪芳代表說，“它一頭連著經濟，一頭連著教育，這么一個類型的教育，單憑一個學校、一個部門抓職業教育，絕對是‘封閉辦學’、‘閉門造車’。”

沈琪芳代表舉例說，說要加大教育投入，可這不是由教育部門說了算的事；職業院校希望有更多的辦學自主權，比如，人事招聘、師資評聘、教師的工資獎金設計等方面，然而，這也不是由教育部門說了算。所以，“加快發展現代職教體系”才由六部委聯合發布。

“政府的管理方式要轉變”，在她看來，政府應該從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，管宏觀規劃和設計，管校企合作、產教融合的協調和推進，管建教育集團，以此做好組織工作，把辦職業教育的資源整合起來。

比如，總理要求大力發展互聯網，要線上線下都動起來，這樣，通訊技術、信息技術、電子商務等領域人才需求量大增，但是對于學校來說，根本無從知道一個地區的互聯網發展到底要發展到什么程度？最近5年、10年當地到底需要多少相應的人才？中高級人才又是怎樣一個比例結構？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又是什么樣的配比？“這就需要政府多個行業部門出面協調”。

2014年全國兩會上，全國政協委員劉敬民代表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發言呼吁，建立高層發展協調指導機構，實施職業教育國家戰略。他說，當前我國有必要將職業教育上升為國家戰略，由中央高層領導牽頭，匯集教育、勞保、發改、財稅等多個部門，成立綜合的發展協調指導機構，以協調各方關系，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法規、政策等配套措施。

今年的兩會上，王康委員更是建言，職業教育在國家層面應該由國務院主導，各部委都要對其所屬的行業、企業提出要求，要求它們根據本行業、本企業具體職業崗位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求，提出相關的職業人才標準。并在此基礎上，由用人單位與相關學校共同確定培育大綱、共同審定教學內容、共同開展師資隊伍建設、共同建設實訓基地、共同開展人才培育。

“把行業企業的主動性積極性發揮起來，才能激發起千軍萬馬的局面。”王康說他自己特別認同一個觀點，“中國在本世紀甚至下個世紀，真正能和國外競爭的，就是我們擁有的高水平職業人才”。